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石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的内容上看，其并未体现出明显的民族历史文化元素痕迹，故以单行条例的形式出台在理论上值得商榷。
[42]对此议题，相关学者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监管机构的规制能力（人力与财力资源）对于执法风格的影响。对此的评析，参见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78]参见常纪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环境保护的重大体制、制度和机制创新——〈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之解读》，《环境保护》2016年第3期。参见邢鸿飞、吉光：《行政约谈刍议》，《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39] See Peng Liu and William McGuire,One Regulatory State,Two Regulatory Regimes: Understanding Dual Regimes in China's Regulatory State Building Through Food Saf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4,No.91(2015),pp.119-136. [40] John Braithwaite,Relational Republican Regulation,Regulation Governance,Vol.7,No.1(2013),p.135. [41]按照回应性规制的核心理念，只有在监管者本身是温柔的大炮（benign big guns）时，才能更好地确保被监管者的合规行为，监管者要手持大棒才能与被监管者温柔地讲话（speak softly when they carry big sticks），只有在监管者拥有更多惩戒机制的前提下，规制合规才可能更有效地通过约谈、劝导等柔性模式得以实现。在执法金字塔体系下，在约谈之后，往往需要拾级而上，辅之以更强的威慑机制。[62]参见李侃如：《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及其对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
同样，在安全生产领域，亦面临着基层执法资源匮乏的难题。通过科层约谈所启动的运动式治理机制，一定程度上破解与回应了日常监管中的诸多难题，从而使得社会性规制领域内逐步形成市场约谈与科层约谈并行的双轨架构。[76]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胡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2]再如，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将《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中的四个工作目标与八项任务化约为评价标准，测算司法执行工作的完成度。（四）评估质量管理半程而止，数据质量失控且统计解释缺乏信服力 就法治环境评估而言，测量的可靠性不是‘量与质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对干扰因素所造成的结果失真的避免。[90]参见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7-16页。但在对制度执行与科层管理进行查究与修正的同时，法治实施评估远没有延入法治的生活场景内，缺乏对法治社会的回应性关照。
[70]参见杜月：《制图术：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196、197页。[51]袁方、王汉生：《社会学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页。
这种做法的利在于引入未可观测变量模型（UC），实现了跨数据源的数据共用，而弊在于极不相同的数据源之间缺少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比如，司法文明指数就提出期冀在‘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推动中国在‘世界法治指数国家中排名的提升，[47]对标国外法治评估，加强沟通交流也是该项目的应有之义。为提高数据生产效率及生产透明度，法治环境评估习惯委托市场化的调研机构，评估者不参与实际调研。其中，最为有效的两种做法有：其一，将法治环境评估的数据发现放在相关数据的关系结构中解释。
一个好的评估问题应该得到有差别的答案，[50]超出受访者认知、能力和生活场景的问题指标，易降低评价系统的有效性。例如，司法文明指数将公众满意与认可作为判断公正司法和司法公信力的最高标准，提出从普通人的视角，调查和评估可能影响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司法文明状况。[46]参见鲁楠：《世界法治指数的缘起与流变》，《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第127-130页。（二）错置与法治实施评估的相互关系，导致整体目标与具体指标的偏移 法治环境评估与法治实施评估有不同的表现。
[48]样本缺失是指样本没有反映评估对象的情况，而信息污染是指样本反映的情况与被测试实况之间出现矛盾或重复。[13]但是，法治环境评估重在观测法治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为公众权利行使提供了可利用资源。
法治环境评估中的问题指标，需要随着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主张、关注焦点的变化而删减、增添或重组，[99]而评估活动对此无法自纠。[67]不同阶段的干扰源不尽相同，在致力于前期指标免受干扰的同时，评估者们对后续阶段的干扰因素经常视而不见，使得数据质量缺乏有效控制，统计解释缺乏信服力。
法治是消耗资源的，包括法律资源，而任何社会的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就有个问题，应当把这些资源放在法治的哪些方面?[7]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即便在评估技术上毫无偏差，也无法确保法治实施评估获取了关于制度干预的真实讯息，还有可能陷入就事论事之中，漏掉法治实施中的关键问题。国内法治环境评估就存在此类问题，表现为： 其一，以行政区划为抽样单位，削弱集群组分布的异质性。以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评估为例，该项目立项时就指明并不针对政府或政府绩效，而是对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进行评估，[30]把法治维度分解为免受警察的恐吓、不公正监禁的保护措施、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等司法人权问题，考察评估地区或国家能否提供便利个体自由的法治环境。其次，强化评估项目的统计论证。以法人组织为例，法人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普遍的组织形态，其财产权、创新权益和自主经营权状况是衡量营商法治环境的主要维度。
那么，面对这一新的评估类型，评估者们是否准确地认识了其与法治实施评估的区别，自觉践行了评估构架的全面转变？是否搭建起吸纳法治需求侧讯息的操作路径？在具体运作与实施中，又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一）忽略待评对象的专属身份，降低评估的内容效度 法治环境评估以公众与利益相关者为待评对象。与此同时，有权主体缺席现象突出。
[64]逻辑性孤岛指不同数据持有者在数据采集标准上有分歧，不同数据因彼此不兼容而孤零零地待在数据竖井（Data Silo）之中。[61]［美］达莱尔·哈夫：《统计陷阱》，廖颖林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地方的权利主体对自己法律上权利的关切点以及关注程度存在很大差异，维护自己权利的热情和方式也都是非常不同的，[82]评估也要考虑不同权利主体、权利类型在评估地区的特殊性与实际表现，以便处理好不同观测点的主辅关系。在实践中，评估者多以目标管理为指引来开启评估，却又将之视作是对法治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测量，诸如侦查人员出庭比率等具有监督管理性质的问题指标频频出现于法治环境评估之中。
考虑到法治环境评估具有样本规模大、样本成员成分复杂的特点，集群抽样可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影响权利实现的外部条件为分类标准，权衡不同地理区位、城乡结构、经济水平、人口分布、政治地位的差异，对不同行政地区作出聚类与再分类，建立异质性显著的集群组别。法治环境评估以评估区域内部的公众和利益相关者为调研对象，始终围绕着与受访人群切身利益有密切关联，个体认知和行为体验最为熟悉、最为深刻的权利项展开,既激活公众的热情与兴趣，扩大了参与范围，又保证问题的可回答性，[45]提高了公众参与的质量，有效避免参与形式与实质的断裂。[18]参见江苏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在全省开展〈江苏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附件），2016年11月23日。借助量化法治，人们期待可以更为精准地描述法治的整体样貌，控制法治进程中的变异因素，使法治发展变得更加有规可依、有迹可循。
[74]参见李豪：《我国职业律师人数已突破30万人》，《法制日报》2017年1月10日，第1版。[79] 第二，为不同权利指标配置多角度的观测点。
个人利益关联才是‘公众的‘黏合剂。借助法治环境评估的观察和勘验，吸收和总结来自不同权利主体的感受、体验和判断，既可有效消解当前权利话语的情绪对抗，[37]亦可吸纳权利实践中的经验做法，赋予法治中国以新的意涵。
数据孤岛现象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物理性孤岛。例如，《四川依法治省指标体系（试行）》开篇指明，为科学评价依法治省目标任务的实施成效，根据《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指标体系。
以世界正义工程（WJP）法治指数为例，该项目在2017年—2018年指标体系中设置了开放政府、基本权利等八项维度，与2008年首次发布相比，有两个明显的变化：[29]其一是与权利保护相关的指标的权重增大。然而，实践中，不同项目组的数据采集、管理和使用都是封闭的，并未建立有效的数据沟通机制。[86] 3．贯穿评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 没有哪种指标结构、方法技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评估质量问题，这意味着，评估过程中要不断排除各种干扰，而不是将计划以及计划的付诸实施作为未检验的因素而置于封闭的黑箱之中。在法治需求侧，法治环境评估将公众作为法治产品的消费主体，从人们的心理认同、生活方式与行动实践中了解、发现有代表性的权利诉求及其实现状态，用以判断不同法治资源的分布与供应质量，可映射出有法无治的关键细节，助力决策者形成更有针对性、科学合理的法治资源分配方案。
[50]［美］诺曼·K·邓津、伊冯娜·S·林肯主编：《定性研究：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风笑天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2页。[87]在法治环境评估中，质量管理不能仅依靠指标筛查，而必须向后延伸，贯穿于评估全过程。
[19]参见注[16]，第312页。[58]这样做，一方面有可能造成教条主义，让评估机械地服从于政策性指导文件，而忽视法治规划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之际的可发展性。
以中国法治评估为例，该项目将占比90%的问卷（公众卷）委托给中国人民大学数据与调查中心。[38]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法治路径，在短时间内促成了法律在制度市场上的垄断，实现了制度配置的集群效应，巩固了刚起步的市场经济，也提升了公众的法律意识。
